1944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给他的科学顾问瓦内瓦尔·布什博士写了一封信，提出“科学技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

1945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万尼瓦尔布什用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边疆》报告予以回应，美国国会依此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并为此后75年美国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信息化暗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科技优势更是确保自身军事优势的关键。

于是，不仅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华发动了科技战；拜登执政后更是直接将对华科技竞争上升到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地位。拜登政府甚至认为，谁占据了这些新兴和关键技术的制高点，谁就会获得军事优势并可能转换为战场优势。这直接关乎美国能否在这场事关美国国运的战略竞争中最终胜出。

回顾这些年，为了围剿中国的科技产业崛起，美国政府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从通过综合性手段防止技术、资金、人才流向中国；到对中国实施“规则封锁”，再到联合盟友共筑“小院高墙”，如今更是直接管制资本。

2023年8月9日拜登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表示，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中国等国家“在对军事、情报、监视或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和产品”方面进步的威胁。该行政命令将禁止美国实体对中国的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新的投资，并要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人向美国政府通报对相关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情况。

据荣鼎集团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跌至20年来最低点的82亿美元。所有这些行动背后，其实都是中国科技创新突破、强势反击让美国如芒刺背，焦灼不已。

据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创新和先进产业能力按可比计算绝对值增加到美国的139%，高于2010年的78%。

而且，技术封锁的反效果也已经开始出现，不仅华为在芯片、操作系统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中科院以及国内的科研企业在指令集架构、EUV光刻机光源工程样机、光刻机等多个领域都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

中美科技竞争趋势愈演愈烈，到了科技战略大比拼的阶段。

自2017年以来，美国几乎所有重要战略文件均将中国描述为“威胁”和“挑战”，“你死我活”的霍布斯式思想戏剧性地在本应集自由探索、交流合作之大成的科技领域复活。

但殊不知，科技战略很难，不只是单一维度的产业竞争、行业竞争，而是关乎“硬件”、“软件”、产业生态等综合系统性的竞争。这也天然决定了，科技竞争注定是综合性的全要素竞争。

进一步而言，科技竞争永远在博弈，只有阶段性的胜利，没有终极性的王者，是一个持续创新、迭代升级的过程。美国与日本在产业竞争力上的逆转与再逆转就是例证。当初日本通过“改良式创新”方式导入欧美技术，然后通过内部消化吸收再创新、本土的成本优势和“匠人精神”，成功赶超欧美。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日本企业迅速崛起并日趋强大，其国际竞争力赶超美国。但“冷战”结束带来了互联网大量普及的外部环境，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软件发展加上全球硬件供应链的组合，让美国重新将产业主导权给夺了回去。

工业经济时代，由于大飞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的产业链长、涉及机械制造、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众多领域，是现代科技的最高集成。为此，大飞机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争夺的焦点。

尤其是二战后，代表着军事科技尖端的航空工业成为美苏争霸的焦点。苏联在20世纪曾扛起了社会主义阵营航空工业的大旗，图—104的成功，开启了苏联客机的辉煌岁月，改进型的图—124同样大受欢迎，在东方阵营中一度拥有如同后来的波音737的地位。

然而，伴随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航空市场突然间从仅有一个民航总局变成了拥有160家航空公司的局面。政府监管部门的腐败和无能使各种安全规范检查形同虚设，加之各公司财政普遍困难，飞机老旧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从业人员素质持续下降，导致事故高发。

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航空市场开始充斥着二手的“洋飞机”——主要是经典一代的波音737系列客机。到2010年，俄罗斯航空公司的机队几乎全部都换成了欧洲空客和美国波音的飞机。

如果说俄罗斯民航飞机发展不顺利，在于苏联解体后国力持续衰落、资金投入不足、工业水平退化、人才不断流失、内部管理紊乱等。当初日本可谓是在航天领域傲视亚洲，为何也以失败收场？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发展了一套成熟的航空工业体系。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共生产了6.6万架飞机，仅次于美国。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在军用航空装备研发上，长期受到美国压制。错过战后航空发展窗口期的日本，随着科技的进步，航空工业的发展，更加跟不上世界的潮流。

而且，日本最大的弱项在于工业体系的局限。作为一个岛国，全国的大部分资源、工业生产设备基本是依靠海外进口，一旦被钳制，工业体系就面临着全面停止运转的危险。

而且，受限于国家体量，无法构建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2023年2月，大名鼎鼎的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向媒体宣布：将遗憾结束日本第一款国产喷气式客机Space Jet研发项目。这就意味着：“日本人拼了60年的大飞机梦，终于还是黄了”。

由上可知，科技战略的本质是国家经济的外延与拓展。

眼光独到、善于投资、着眼应用、长于布局，是马斯克能够一路狂飙并引领风潮的关键。但马斯克的科技“狂飙”绝不是一个人在路上，背后处处透着“国家经济、政府行政之手支撑”的影子。

正是在整体科技战略框架下，美国政府为各方尤其私营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比如，致力于打造政府支持，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密切合作的创新模式，培养鼓励创业创新、科研项目转化；再比如，通过政府采购、税收政策甚至是动用出口管制等手段打压国际竞争对手。

而企业也以技术创新与商业利润不断“反哺”美国政府，从而形成高科技竞争力的倍增效应。

从当前科技发展规律来看，国家经济的角色不可或缺，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也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更何况，眼下美国挑起的大国竞争模式是世界百年大变局之中最大的变局，美西方组成的反华阵营在军事、网络空间、金融、产业和贸易领域对中国的敌对态势将在未来10—20年长期伴随中国的发展过程。

中国面对真实的威胁和挑战，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运兴衰的关键因素，亟待设计“自上而下”的科技创新驱动模式，通过举国动员形成的创新共识实现对科技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用新的科技创新组织方式破解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困难和干扰。

同样地，一旦缺少“国家经济”的扶持支撑，也会削弱一国的科技产业发展，亦如法国。

当初总部位于法国的空客举欧洲之力，用了50年总算能与美国的波音在大飞机产业上相抗衡。

然而，“国家经济”的不断弱化和退出，不仅影响到了空客，也让法国慢慢滑入“科技掉队国家”的行列。

一方面，国家力量疲软，国家意识薄弱。欧盟内部没有国界限制，任何人、技术、产品都可以自由流动，军品出口受到欧盟的统一节制。但如今伴随英国脱欧，英国政府很难以政府身份跨越欧盟界限加入合作。在欧盟和英国之间，可能出现工作签证、出口许可、关税之类的事情。空客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空客在英国有两个工厂，主要制造机翼，雇用了1万多人。英国脱欧后，空客人员的内部流动就变成跨国流动了，零部件的制造、运输都成为国际业务，如果没有特殊安排，英国制造的机翼和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都要加关税，这不可避免地会对空客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国家战略粗放且懈怠，放纵企业完全走市场化道路。

国家战略与策略的阶段性失误使得法国的科技创新逐步下滑。一来，私有化运动大幅削弱了法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如法国多个工业领域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如电气巨头阿尔斯通、铝业巨头佩西尼、军用激光器公司CILAS等）由于失去政府的产业支持，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板上鱼肉。

二则，1973年法国通过了一条银行法——架空国家对金融的支配权。金融资本正式成为法国第一力量，产业资本和工业离开法国，随之带来的是科技衰弱。同时因追求短期回报转而发力奢侈品、旅游、金融等产业。如今，法国的优势产业中，汽车遇上了中国新能源的颠覆式弯道超车。核能、航空等领域则必须在“吃专利技术老本”的窗口期内抓紧完成再工业化，避免制造业的对外依赖。

如果说崛起于工业大混战时代，美国尚有经验、模式积累，但如今不再适用了。因为科技快速迭代、科技博弈不断升级，美国想要继续维持科技霸权的地位恐怕没那么容易。更不要说，现在国家经济登上历史舞台，在国家经济、科技经济背景下，科技竞争的复杂度更高。

全球科技秩序远比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甚至地缘政治更为复杂。科技经济是一种多元化、综合性的新经济文明，科技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技术水平，还关乎产业基础、市场规模等要素的协同发展。

因此，中美科技竞争的特殊性已经超越产业层面的博弈，而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不是单一维度的比拼，而是多维度、多元化的竞争。一项基于荷兰学术信息企业爱思唯尔数据的调查发现，在151个研究领域里，美国有80个领域位居首位，中国在71个领域居首，可以说，领头羊的位置已被两国“垄断”。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在科技竞争中的特殊性在于：

一，上天入地的航空航天业。

根据近些年的航天成就来看，除了美国以外，也就中国在航天技术方面展现出极为亮眼的表现。美国航天机构相关报道显示，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的投入加起来占大约七成，基本是全球最主要的航天玩家。

而且，中美两国都有超级大市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创新市场之一，根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高科技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为7.1%。

同样，面对美国挤压，中国能从容应对的关键也是构建了一个多地域、多层次的超级大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的产业落地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多的试错机会，这不是其他国家想围堵就堵得了的。

二，强大的军民融合能力。

为了保障军民融合有序科学进行，美国政府从顶层设计入手，将军民融合确定为国家战略，由国会、总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设计顶层架构，国防部、能源部、商务部等多部门协作，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保障军民融合战略的推进。

根据SIPRI统计，波音公司的各类军用飞机和民用客机、货机就能做到在同一生产线上进行生产，民品收入占比高达45%。同样地，我国在军民融合上也有着“举国体制”、“全方位推进”的制度优势。

近年来，C919大型客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等国之重器的成功，无不蕴含军民融合的力量。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领域，军民融合正全方位、深度推进。

三，国民禀赋全方位。

论国民禀赋，美国地大物博、比较优势明显；但是，英国战略家麦金德同样也从中国的国民禀赋出发，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做出了中国崛起的“神预言”：

中国拥有广袤大陆和海洋，同时拥有枢纽地带和边缘地带优势，足以使中国走向世界。伴随“大市场+大政府”充分勾兑，复合型国民禀赋充分发挥，中国自然成为新科技、新制造的肥田沃土。

以上这些就决定了只有中美两国能够在科技竞争中一较高下，其他国家搭不上这趟列车。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我们应把科技创新的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盯住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超前预置布局，强化军事应用，锻造“大国重器”。